Politik II (Politics II)，2020年（摄影师：Andreas Gursky）
The Current Crisis and the Anachronism of Value作者：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1942-2018）引用：Postone, M. The Current Crisis and the Anachronism of Value: A Marxian Reading. Continental Thought & Theory: A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1, no. 4 (2017): 38-54.
我关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历史动态特征，试图回应过去一个世纪的全球总体变革模式。众所周知，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皮克凯蒂（Piketty）等研究者最近确立了不平等变化的总体历史模式，这种模式是上个世纪的特征，也就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巨大不平等”时期，到20世纪中叶的不平等大幅减少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之后又出现了逆转，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复苏。这种模式不仅揭示了当代世界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极端扭曲，而且也质疑了对现代历史发展的线性理解（比如现代化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平等的变化模式是超民族国家的（supranational）东西，而且与其它总体模式相似。例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上半叶相对较低，然后在20世纪中叶增长了一倍以上——这是不平等程度最低的时期。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扭转了——随着不平等的加剧，经济增速下降了。人均GDP的变化遵循类似的模式。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增长率相对较低，在战后几十年期间上升，并在70年代初期之后再次下降。同样，战后几十年，美国的工资水平大幅上升，但自1973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自那时起，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下降——尽管这只是在过去十年才成为一个爆炸性的政治问题。然而，与广泛的观点相反，制造业（至少在美国）并没有衰退。今天，美国制造业在 GDP 中所占的份额与1965年大致相同。减少的是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这些模式似乎相互关联。所有这些都可以指向一个更大的模式。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 capitalism）被以国家为中心的福特资本主义（Fordist capitalism）取代——从“一战”和俄国革命开始，到“二战”后几十年的高潮和70年代初的衰落，再到被新自由全球资本主义（neoliberal global capitalism）取代（反过来，它可能被巨型竞争经济集团的出现所破坏）。这一轨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全球性。它囊括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也囊括了殖民地和非殖民国家。尽管在历史发展方面出现了重大差异，但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这些差异更像共同模式的不同变化，而不是根本的不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模式是同质的、模块化的东西。然而，如何理解“不平衡”将取决于如何理解“现代性”的历史发展。这种普遍的发展不能用地方性和偶然性来解释（这不让人信服）。显然存在着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决策的普遍结构性限制，也存在不完全受政治控制的动态。这些普遍模式也表明，近几十年来对能动性（agency）和偶然性（contingency）的理论关注，与它所取代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一样，十分片面。如果说后者在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大潮中变得流行，那么前者则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变得流行。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将自己与历史背景的关系主题化。这表明，与这些方法不同的是，批判理论应该能够将其自身的历史处境问题化。这些总体模式表明，我们有必要重新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为历史动态和全球结构变化的问题是这种批判的核心。尽管如此，如上所述，上个世纪的历史也表明，一套充分的批判理论必须根本上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一个阐释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资本主义植根于私有财产和由市场调节的阶级关系，而社会统治主要从阶级统治和剥削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个基本框架内，出现了一系列广泛的方法，产生了势力强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分析。然而，从20世纪的历史发展来看，总体框架本身的局限性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包括“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非解放性，其兴衰的历史轨迹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相一致（表明它们在历史上的位置相似）；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在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似乎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对技术进步和增长的批评日益增加（这与许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相对立）；非阶级的社会身份日益重要。这些问题共同表明，传统框架不再能是适当的批判理论出发点。我想说，几十年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框架的认识不足贯穿了批判性的进步主义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或者说，至少默许了批判性的进步主义政治。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基于工业劳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的社会，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福特资本主义危机期间，这些概念开始在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的想象中失去作用。这种不足经常被感觉到，却不能被明晰地理论化。但我认为这种理论上的不足隐含在对劳工和工业增长的广泛批判中，政党越来越失去方向，它们试图找到新的革命主体（比如反殖民运动）。我们难以想象一种新的、全然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想象一种作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不仅需要彻底改变分配关系（包括财产关系），而且需要改变生产关系本身，也就是改变社会劳动的性质。这种想象的缺失阻碍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发展。然而，抛开这些思考不谈，鉴于过去一个世纪的普遍历史模式，我们一定会质疑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和历史的见解，质疑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认为历史是偶然）。然而，这样的思考并不一定否定那种批判性的见解，它并不一定否定那些试图以偶然方式阐述历史的批判性见解（历史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展开，勾勒出一种不自由的形式）。在这个框架内，马克思的批判将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那样从历史和劳动的角度进行。相反，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和劳动貌似本体论的中心地位，已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对象。同样的道理，马克思的成熟理论不再自诩为阐述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超越历史的有效理论，而是自觉地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并对任何声称自己具有普遍的、超越历史的有效性的方法提出质疑。马克思分析的这些核心层面使他的批判理论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更适合我们的历史背景。显然，根据这种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旨在某些方面与后结构主义的方法相似，因为它包含了对总体性（totality）和历史辩证逻辑的批判。然而，马克思将这些概念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表达，而后结构主义方法则通过坚持偶然性在本体论上的首要地位来否认其有效性。这些论点基于如下解读。我们重新考量马克思成熟批判理论中最基本的范畴，借鉴了资本主义异质动态的观念。在传统框架内，价值、商品、剩余价值和资本的范畴通常被视为经济范畴，并肯定劳动是所有社会财富的来源，认为剥削是资本主义阶级问题的核心。从超越历史的角度理解，这里的劳动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在这个框架内，资本主义统治的根本核心是私有财产，也就是资本家阶级对劳动的剥削。市场进一步模糊了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核心社会意义被市场和私有财产压抑和遮蔽了——它们阻碍了劳动的充分实现。因此，解放（emancipation）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将超越历史的劳动作为社会调节原则的社会。当然，这个概念与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的概念有关。然而，如果仔细阅读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批判，就会对传统阐释的、超越历史的预设提出质疑。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Grundrisse）中明确指出，他的基本范畴不是超越历史的东西，而是具有历史性。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即使是像货币和劳动这样的范畴，由于其抽象和普遍的性质而显得超越历史，但其抽象的普遍性只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效。这使人们对马克思的范畴产生了疑问。我简要提及《资本论》第一卷（Volume I of Capital），以概述对这些范畴的非传统理解。那部著作从“商品”（commodity）的范畴开始，它并不指商品货物（commodities），因为它们可能存在于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中。相反，马克思用“商品”这个词来指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它的社会中介和结构性原则的基本形式。马克思认为，这种形式的特点具有历史上特定的双重性质（使用价值和价值）。然后，他试图从这一基本结构形式的双重特征，从其构成层面的相互作用中展开讨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性质和根本动态。他分析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具有独特的社会中介功能，而这种功能不是历史上劳动活动所固有的东西。在“商品”作为基本结构范畴的社会中，劳动及其产品并不像其他社会那样按照传统规范或公开的权力和支配关系进行社会分配。相反，劳动本身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不消费他们生产的东西，但他们自己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作为一种获取他人产品的准客观手段发挥作用。作为这样一种手段，劳动及其产品在显性社会关系方面预先占有了这种功能，并中介了一种新的社会相互关系形式。因此，在马克思的成熟论述中，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中心地位并不是一个超越历史的命题。相反，它指的是资本主义劳动在历史上对一种社会中介形式的具体构成，这种社会中介形式是该社会的根本特征。通过这种中介，马克思试图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提供社会基础和阐释。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既是超越历史和通俗理解的劳动，也是一种具有历史特性的社会中介活动。因此，劳动生产的东西及其物化（这里我指的是商品和资本）既是具体的劳动产品，也是社会中介的物化形式。根据这种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比如亲属关系）有很大不同。由于劳动构成的这些关系具有特殊的准客观性、形式性和二元对立（抽象/物质、同质/具体、特殊/普遍）。它们看起来都是“自然的”而不是社会的产物，并且制约着对社会和自然现实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与这种关系相关的财富形式是价值，它也具有历史性。大多数人仍然把马克思的价值范畴当作与斯密（Adam Smith）或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价值范畴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认为价值超越时空，超越历史。然而，这种非常普遍的说法基于一个基本的误解。马克思并没有简单改良政治经济学，也没有把它激进化。他写的不是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就是说，他改变了分析的对象和性质。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它甚至不再关注不平等的交换和剥削。相反，通过范畴，马克思试图揭示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介形式，将其作为社会生活的历史特定形式，其特点是抽象和具体层面的对立和互动。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价值（作为历史上特定的、结构化的财富形式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介）和他所谓的物质财富。物质财富以产量来衡量，除了劳动之外，还基于知识、社会组织和自然条件。物质财富则由自身以外的社会关系所中介。马克思认为，价值是财富的一种自我中介形式，本质上具有时间性——它完全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支出构成。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商品形式的二元性（价值/使用价值）是价值化过程（valorization process）和劳动过程（labor process）的资本形式二元基础。这种二元性产生了一种辩证惯习，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时间动态，既推动价值向前发展，又最终使其越来越不合时宜（anachronistic）。像马克思那样，宣称价值在历史上惟资本主义所特有，就意味着，不仅在宣称非资本主义社会不由价值所结构，而且还宣称，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将不基于价值。这又说明了，资本发展的长期趋势是使价值越来越不合时宜。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大小，我借此来简单阐述一下。这不单单是一个描述性术语，而是划定了社会上普遍的强制性规范。如果生产产生了产品的全部价值，就必须符合这个时间性规范。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框架（如“一小时”）成为一个独立变量。每单位时间产生的价值量仅仅是时间单位的函数——无论个体差异或生产力水平如何，它都一样。由此可见，虽然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单位时间内产生的使用价值总量，但它只导致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总量的短期增加。一旦生产力的提高成为普遍现象，单位时间内产生的价值总量就会回落到基本水平。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导致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但单位时间内的价值却没有相应的长期增长。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这种动态表达并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统治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范是《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固有的、历史上特定的、抽象的社会统治形式的首次确证，它是以时间、以历史上特定时间性形式（抽象的绝对时间）对人的统治。然而，如果只从绝对时间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的时间性，即作为空洞的同质时间（如本雅明所言），那将会很片面。一旦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其时间形式就会产生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增长并没有改变每单位时间所生产的价值总量。然而，它们确实改变了“特定时间单位”的定义。单位（抽象）时间保持不变，同一单位的时间产生相同数量的价值。然而，生产力的变化重新确定了这个单位。这种运动是一种时间的运动。因此，它不能在绝对时间的框架内被理解。这种时间的运动可以被称为“历史时间”。重新确定抽象而恒定的时间单位，也就重新确定了与该单位相关的强制力。这样一来，时间的运动就获得了一个必要的维度。历史时间在这里并不代表对抽象时间的否定（如卢卡奇所言）。相反，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辩证相关。请注意，在这个框架内，两种形式的时间性都不是纯粹的文化建构。相反，两者都是历史性的构成过程。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两者都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发展而历史性地出现（它们就这样被构成为统治结构）。那么，这种理论不是将时间性视为一个预先赋予、恒定不变的框架，所有形式的社会生活都在其中运动，而是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生活组织，构成了它自身特殊的历史时间性。它由历史上独特的社会中介形式构成，而这些形式在本质上具有时间性。这些形式是一种特殊历史动态的基础，它既在历史上具有特殊性，又具有全球性。有鉴于此，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不是它的外在因素，而是其结构性社会形式的内在因素。这种历史上新的社会统治形式是一种使人们受制于非个人、日益合理化、结构性的必要条件和限制形式，这种形式不能完全从阶级统治的角度来理解，或者更广泛地从社会集团或国家和/或经济的机构的具体统治角度来理解。我认为，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分析就是对福柯（Foucault）试图用他在现代世界的权力（power）概念来把握的分析。此外，马克思分析的统治形式不仅像福柯那样具有空间性，而且具有过程性的和时间性，因此它产生了一种历史动态。基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们要寻求将历史的持续动态作为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将历史本身历史化了。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非线性历史动态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一方面，它的特点在于，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生产、技术、居住模式、交通、通信、教育和人际关系形式）都在不断加速发生变革。然而，与此同时，它在结构上重构了自己的基础。价值仍然是财富的基本形式，因此，无论生产力水平如何，创造价值的劳动仍然是这个系统的核心所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不断地产生“新”的东西，同时再生“相同”的东西。我说过，它既产生了另一种劳动和社会生活组织的可能性，但同时又阻碍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辩证法所产生的动态是资本范畴的核心，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不指私人拥有的生产资料。相反，它是一个运动的范畴，马克思称之为“自我价值化”。它没有固定的物质体现，而是在转化和重构的辩证法中发展自身。在这个框架内，资本主义的“基本关系”是由商品、价值、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表达的社会中介形式。这些不是社会阶层之间斗争对象的财富范畴（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相反，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本身（在时间上动态的、矛盾的社会中介形式），是复杂历史动态的基础。人们应该认真对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范畴的描述。借助黑格尔（Hegel）在《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提到“时代精神”时所用的语言，马克思表明，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是一种辩证法逻辑，有效，但只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有效。被黑格尔视为历史主体的东西，被马克思认定为资本，亦即一种抽象统治的动态结构——虽然由人类构成，但变得独立于他们的意志，并且是历史动态的生成。这意味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成熟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后者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人类学颠覆。相反，马克思含蓄地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核心”恰恰符合他的唯心主义特征。它表达了一种由关系构成的统治模式，这些关系相对于个人获得了一种准独立的存在，对他们施加了一种抽象形式的强制力——而且因为它具有二元性，因此它具有辩证的性质。在这一框架内，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具有历史性。它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而是由历史上具体的实践形式所构成，反过来，它又塑造和制约着这些实践形式。这意味着，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不能超越历史。我们要么像黑格尔那样用总体逻辑来描述，要么像尼采（Nietzsche）那样用跨历史的偶然性来描述。一种内在驱动的、定向的动态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请注意，在这里，历史主体、总体性和构成它的劳动已经成为马克思成熟理论中的批判对象，而不是其立场。我认为有两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环境退化和劳动社会的消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资本范畴允许对现代社会的增长轨迹进行批判性的社会（而不是技术）分析。价值的时间维度（以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形式）支撑着一种确定的“增长”模式，被持续加速的生产力增长压力驱动着。这产生了物质财富的增长，远远大于剩余价值的增长（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剩余价值仍然是资本主义剩余的相关形式），因此，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加速了——这对自然环境的加速破坏起着核心作用。那么，在这个框架内，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在于它充满了危机。而且，增长的形式本身就有问题。如果生产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商品的数量，而不是剩余价值，那么增长的轨迹就会有所不同。根据这种理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价值是财富的时间形式。因此，价值化过程将生产转变为一个特殊的过程，具体而言，在物质生产的表面之下，物质被转化为抽象的时间单位。因为它是一种财富的时间形式，所以资本努力走向无界，忽略了它的自然环境（地球）的必要物质界限。参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种方法也帮助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和生产结构（是这种分析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不断提高生产力动态导致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也就是说，资本的动力在历史上产生了社会普遍知识的快速积累。这种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是使基于劳动时间的生产（也就是基于价值的生产，因此也就是基于无产阶级劳动的生产）越来越不合时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废除不会带来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而是其自我废除。但另一方面，由于转型和重构的辩证法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重构了价值，因此，它也在结构上重构了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必要性，即无产阶级劳动。那么，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越来越多地指向无产阶级劳动的必要性之外，同时又重新构建了这种必要性。它既产生了另一种社会生活组织的可能性，但又阻碍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这种张力歪曲了历史可能性的形式。最终，由于资本基本形式的不断重构，废除无产阶级劳动的可能性在历史上以一种颠倒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多余劳动的增加，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剩余，表现为就业不足者、长期失业者和朝不保夕阶级的增长。无产阶级劳动的废除似乎触发社会解放的可能性，但也出现了灾难。那么，基于我概述的方法，我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但在结构上对资本仍然是必要的。这也可能阐明了当前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中心地位。也许我们可以说，金融化的某些方面也超越了资本主义（尽管这听起来很矛盾），例如，在协调生产和分配的真正全球方式的发展中，金融化创造了神经系统和筋腱，创建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纽带。然而，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大多数方面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相反可以被视为寻求维持资本的形式，即使它已经达到了极限。我认为，有可能将战后凯恩斯主义和福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危机的尾声视为价值化的长期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发展，资本不仅试图通过削弱工会、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地区、以技术代替劳动来扭转劳工在福特主义下的先前收益，而且还试图开发新的创造财富的形式。人们可以把债务经济的扩张看作开发新收入来源的一种尝试（这本身并不一定有新意）。然而，马克思对价值变得不合时宜的趋势分析，可以用来理解金融资本的当前配置。在这个框架内，现在的金融化与过去的金融化不完全相同，因为现在债务经济的扩张是在剩余价值生产停滞的背景下发生的产物。从广义上讲，债务包含着一个明确或默示的承兑票据。它隐含的前提在于，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有足够的财富来偿还债务。然而，如果在剩余价值生产停滞不前的背景下思考当前的债务经济，我们发现，金融资本试图构成它自身的财富生产领域。各种各样的本票和元本票“工具”都面向未来——然而，在价值理论的框架内，这个未来随着剩余价值生产的停滞而消退在远方的视野里，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富生产，所以无法以价值的基本形式最终覆盖这些债务。就这样，人们越来越疯狂地试图将一切可能的东西转化为未来财富的来源。原本相当简单和直接的债务形式——例如抵押贷款变得“金融化”，也就是说，被视为“财富的原材料”（据说在未来可以被“挖”出来）。越来越多的生活层面——从抵押贷款到基础设施都被转化为新形式的所谓“财富”。那么，在这个阐释框架内，价值生产的危机被金融媒介掩盖，也就是说，把越来越多的生活层面转化为价格和利润的“原材料”，转化为所谓的财富形式，号称有越来越复杂的所谓“金融工具”做担保，就好像这种“财富”在资本主义中独立于价值似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通过剥夺进行积累”就是这种发展的一种表现。但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价值的积累，而是，在这种模式中攫取所谓的财富来弥补积累的缺失。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无意的努力，即试图在一个仍然由价值构成的框架内废除价值。随着价值积累的放缓，对财富的追求变得具有了反身性（reflexive），就像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就开始以社会和自然的物质为食。